7月25日凤凰卫视中文台21︰00《时事开讲》栏目，何亮亮主讲“新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极力鼓吹所谓的“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中讲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观点：其一，“普遍幸福社会主义”超越了过去极左的思维（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普遍幸福”，为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近几年的转制、私有化提供了一个说法。其二，过去是小部分人幸福，今天是大部分人的幸福，所以，今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三，北欧小数国家（如瑞典），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意在论证说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私有制没有关系。其四，修正主义是一种进步。

何亮亮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时事评论员。但在谈到当今社会问题时，他不能超越利益原则，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正义，满嘴说别人极左时，也露出了自己脱离人民，远离劳苦大众的右派本性。我在凤凰台该栏目留下了如下简短评论（大意）：“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高度文明，物质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普遍幸福’。何亮亮先生极力鼓吹‘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贴上一个‘普遍幸福’的标签，意在割断历史，美化现实，忽悠百姓。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者，用心险恶，你如果怀念过去社会的公平公正，他们会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你如果说今天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未感到‘普遍幸福’，他们又会说‘普遍幸福’是终极目标。所以，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一可以否定历史，让人们没有思考的‘参照系’，二可以掩盖现实的不合理性，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为。何亮亮先生说‘过去是少部分人的幸福’，今天是‘普遍幸福’，没有科学依据，并以一个未来‘全民医保’来论证是极其可笑的。何为 ‘全民医保’？如果国家没有投入，只是用公众的钱来救助少部分人，必然是投保容易，理赔难，在0.4%的人掌握70%财富的情况下，国家哪来的钱实行‘全民医保’？以前，国家那么穷，工人及其家属医疗费全部报销，在广大农村实行免费医疗普查，多少贫困家庭都是先看病后结账，实在无钱结账的国家报销，今天为什么做不到？所以，何亮亮先生以未来‘全民医保’，论证现实的‘普遍幸福’，说昨天是少部分人的幸福，简直是不负责任，信口雌黄。何亮亮先生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进步，如果只是普遍意义上指修正错误是一种进步是无可厚非的，但何亮亮先生的修正主义是有所特指的，他所谈的修正主义是指父亲修正爷爷的路线是一种进步，好象并不赞成儿子修正父亲也是一种进步，这就让人费解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肢解了一个国家，改变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把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二流国家，何亮亮先生还说成是一种进步，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所以，通过这件事，我们看清了何亮亮先生的嘴脸，他不是一位有良知正义的学者，而是一位代表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原来“普遍幸福社会主义”是右派们在5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新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论坛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去年这帮右派们在北京开了个“西山会议”，抛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年又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其意图到底何在？下面请先看会议主持人王占阳的一段讲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来说去就是社会主义标准的问题。这次争论的意义有人说非常大，我说争论的意义大在哪儿？那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是社会主义标准大讨论。我简单地说一说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标准的问题。第一，价值标准与科学标准，我认为价值标准第一，科学标准第二。……社会主义单纯讲科学不行，要把价值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价值说到底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终极的价值追求就是普遍幸福，科学标准是在这个标准之上派生出来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当今的学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尊重事实，不讲逻辑，扭曲自己的灵魂。社会主义本来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价值，为何还要用“普遍幸福”来装饰？何以确保“普遍幸福”？贴上“普遍幸福”的标签就是普遍幸福了？不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棒来吓唬人，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涉及到广大人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生产资料归少部分人占有，何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最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占有生产成果，从而享受由此带来的物质利益，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满足“劳动变成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两个条件后，必然造成两极分，必然不会有大众的普遍幸福，这是马克思长期观察社会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也是被几代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近30年来）所证明了的颠朴不破的真理。8月7日深圳逾百名外来工联名上书要求加薪，他们的月工资只有600~700元，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什么区别，而80年代初的600~700元作为资本运作到今天应该翻了多少番？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尊重资本，不尊重劳动，必然带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1993年邓小平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何来“普遍幸福”？所以，王占阳的所谓“价值标准第一，科学标准第二”是一种本末倒置，意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我们今天的私有化出了许多问题，人们开始反思，科学社会主义是他们绕不过的难题，只有彻底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提出什么“普遍幸福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构标准”、“功能标准”、“书本标准”、“事实标准”……他们不是常说“唯一标准”吗，为什么一下弄出这么多标准来？因为这时的唯一标准不管用，实践已经检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必然会带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近30年的改革带来的结果是0.4%的人控制了70%的社会财富，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就算比以前翻了几番，没有公平公正，也不可能有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幸福”。

专家有两类，一类是在很小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一类是许多问题他都知道，且能在诸多问题中提纲挈领，有统揽全局的能力；还有另类忽悠专家，专门创造新的概念和名词，把话说得玄而又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意在忽悠百姓！

何为幸福？何为“普遍幸福”？幸福与物质有关，但幸福也不是纸醉金迷；幸福与生存状态、环境有关，但幸福也不属于贪得无厌的主观世界；幸福决定于衣食住行，但幸福也不能缺少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心理需要。河南69名矿工被困井下是不幸的，但获救后又是幸福的；穷人能买一个“鸟笼”是幸福的，但有钱人住上别墅也未必幸福；农民能娶妻生子深感幸福，富人包二奶、三奶嫌少也未必幸福。你说自己不幸福，他说你是幸福的；你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人们没有幸福感，他说过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今天的社会富裕，人们是幸福的；你说工农大众生活水平太低，他说“普遍幸福”是终极目标。康、乾盛世后的中国不富裕吗？八国联军来了（穷人家是不会遭打劫的！），人们还会幸福吗？由于确定幸福的变量太多，决定了幸福是一个不确定量。那么，为什么右派们在社会主义头上还冠以“普遍幸福”这顶帽子呢？说白了，“普遍幸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关，我（右派）走的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普遍幸福”的道路。实际上，“普遍幸福社会主义”是观音菩萨（右派）套在悟空（大众）头上的紧箍咒。

何亮亮先生说“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是对近30多年改革开放一个说法，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30多年来，我们走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普遍幸福社会主义”道路。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从管理体制改革到所有制的改革，其结果是把国家由公有制为主体变成了私有为主体（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至1997年下降为25.5%。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发表了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国有企业只占15.3%。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去年内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65%，这些数据得到吴仪副总理的确认。），既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2003年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才重提“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他们打着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旗帜，干的是分裂党、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有人对邓小平同志就两极分化问题作过跟踪研究，1985年和1986年邓小平曾经有段时间讲过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到了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支，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说的一针见血，再明白不过了。

我们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从什么时候愈演愈烈?是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在所谓“主流精英”们的鼓动下，一些高层领导，改变了我们改革的初衷，改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路线，打着“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大旗，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扭曲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所谓 “改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更加边缘化，把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否定化，把社会制度更加曲解化，积极批判毛泽东时代经济工作的所谓“左”，来掩盖和粉饰他们的真“右”，把前人几十年社会主义积累，采取半卖半送、明卖暗送的办法，送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在企业内“砸三铁”，实行雇佣劳动制，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取消了职工的公费医疗、住房和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的福利制度，破坏和瓦解农村集体经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取消了农村的合作医疗，导致人民已经到手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生存保障权和民主权及主人翁地位等名存实亡，多数工人农民收入下降，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不断加剧。在全社会推行“三改”，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为你善终。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和不公正，以剥夺人的价值和尊严和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取GDP增长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普遍幸福”？与其说是对改革近30年来的一个说法，不如说是对虚伪野蛮资本主义丑恶现实的一个辩解。但狼披上羊皮混在羊的队伍里还是狼，总有一天，人们要剥光他们的伪装，把他们押上人类历史的审判台。

什么样的社会理念，必须要有什么样管理体制和制约机制。“姓资姓社”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一段时间内，你一谈姓“资”还是姓“社”，就会招来嘘声一遍。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以往的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咱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现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男人，这个社会就全乱套了，他进女厕所时说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则区别；他进男厕所时又说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质区别；他哪个厕所都能进，想进哪个就进哪个，那男女厕所秩序就全乱了。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和结婚要问是男是女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就用什么价值观来约束它。

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明确的诠释：“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政治上“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经济上“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补充一点：这种支持一定要防止官商勾结，不宜大力提倡，因为，许多官员会主动支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如何研究和探索？我反对右派，但我是实事求是的现实批判派，不要一个“唯一标准”压死人，马克思主义是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并经过实践证明了的颠不可破的真理——“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作为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一些手工业、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都统起来变成公有。也不能象前几年那样，一个“转制”，把一些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也变成私有。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要依据企业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还是非社会化的大生产，采用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经过走了近30年私有化道路，百姓还是负债累累，穷得叮当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8月8日凤凰卫视台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栏目报道了苏北窑湾镇陆口村召开了一个养猪大会，村民经历了一场严重疫情之后，面对猪肉市场的红火，他们希望改变延续了几十年的养猪方式，在这个苏北小小村庄，一位研究生和一个农村带领农村致富的发展协会，组织召开了一个养猪大会，大家都希望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农家小院的大会带来企业与农户合作的希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没有组织，没有合作，把社会人变成自然人(丛林人)也叫改革，何以抵御自然灾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反对思想凝固僵化，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解放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思想要从书本中解放出来，也要从错误逻辑中解放出来，从祖辈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也要从父辈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经数代人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毛泽东时代，我们走过弯路，今天的改革开放，同样有错误。妄想以一个“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采取“想灭其国，先去其史”的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文字游戏玩不出社会主义，也玩不出资本主义！骗人容易，窃国难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国的改革依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